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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苹果为保护用户私隐宁得罪政府乃被中国“榨干”主因-墙外楼

  北京最近三番四次找苹果电脑公司的碴,最新一宗是中国一个官家单位控告苹果侵犯了一部已经有20年历史的政治宣传电影的版权,美国华尔街日报社论指出,这不是中国政府突然对智慧财产的保护表达了关注,其实背后发出另一个更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因为苹果为了保护iPhone用户的私隐,而不惜得罪美国政府,之前曾多次要求苹果提供加密代码而不果的北京,认为要苹果屈服已经无望,因此以侵犯版权的表面理由,教训苹果这个客户优先的政策。

  社论指出,今年4月,中国当局关掉了苹果在大陆的iBooks(网上书店)和iTunes Movies(网上音乐和电影下载服务),到了最近数个月,苹果又输了好几场具争议性的侵权官司,包括侵犯大陆厂商的设计和商标。

  社论说,最新一宗事件更是匪夷所思,因为苹果在这宗所谓侵权官司里面,其实只是一个无辜的路过者。

  1994年在大陆上演的电影《血搏敌枭》,是一出抗日政治宣传电影,由胡涂和张西河执导,主角有温海涛和胡坚等人。电影可从大陆“优酷”的连接网站下载,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却只找苹果和另一软件开发商的麻烦,对大陆的网上共享平台却网开一面。

  苹果一直都想在大陆市场提供一如在其他地区都有的服务,但大陆对境外科技公司一向都采取时松时紧的态度,目的就是不让这些公司在大陆有公平的竞争,主因就是信息的控制。职是之故,社论指出,谷歌(Google)、面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都被中国摒诸门外,但抄袭这些商业元素的大陆网商,却得到政府的庇佑而占据了市场,他们对政府的审查命令,或向政府通风报信用户的资料,都是唯命是从。

  社论进一步指出,苹果今年4月披露,中国过去两年一直要求苹果提供加密代码,方便北京窥伺用户的资料,但遭到拒绝。社论说,北京因此希望推广一款本地研发的电话安卓(Android)系统,就不那么让人感到奇怪了,因为这可容许政府监察用户。

  社论说,苹果今年2月拒绝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要求,提供在加州枪杀14人的一对恐怖分子夫妻的iPhone 5C加密代码,这宗事件,恐怕已注定苹果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命运。

  苹果的立场必然引起北京网络警察的忧虑,如果使用苹果产品的恐怖分子可以逃避美国的制裁,大陆的维权律师和劳工代表也可在大陆照办煮碗。因此之故,北京不到两个月,就开始针对苹果,苹果的销路凤凰彩票平台在第二季下跌26%,主要投资者艾康恩(Carl Icahn)出售了所有的苹果股权,坦诚指出他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感到忧心。

  社论最后指出,苹果使用它对客户私隐的保护作为卖点,但也要接受它将失去世界第二大的市场,美国也可以投诉中国再一次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例,但对北京而言,没有东西比紧抓权力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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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凤凰彩票官网思维补丁

  “我再也懒得回去和那帮狗逼打交道了”。这是我一个东北朋友最近和我反复提及的一句话。一年前,他从北京辞职回到辽宁创业,具体哪个城市就不说了,一年过去了,他如今又回到北京,在意味深刻的大望路上班。

  在我锲而不舍的追问下,我才明白他口中的“狗逼”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泛指,泛指一切吹牛逼不干活,光喝酒不办事,泛指一切不作为的官僚主义作风,泛指一切低效率没诚信的合作方。

  他和我说,他的噩梦从注册公司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他没想到只是注册一个公司,为什么在东北就那么难?

  别人劝他:还是找找认识人吧!当初他是不听的,如今他和我说:“在那个地界,你甭管干啥,都他妈得找人,不找人根本办不成事儿”。

  除了行政效率底下,令他难以忍受的还是创业环境的恶劣:首先他的企业根本贷不到钱,这直接夭折了他开分店的计划,而员工们三天两头请假就不说了,几个90后全都无心打工,要么是在准备考公务员,要么家里正筹钱找人进国企。

  除此之外,人情往来和亲戚朋友不断想进他公司挂个管理岗的事情就更多了,他的一个大伯为此还跟他家闹掰了,因为那老头想让自己儿子去他的公司“随便管几个人,开个几千块钱就行了”,理由是“咱们自己家人,肯定比外人实在。”我这位朋友没同意,他的理由坚定而实在:“那傻逼除了喝酒就知道吹牛逼,还当经理,给他个总理当得了?”

  当然,导致凤凰彩票网站 他东北创业继续失败的致命原因,是经济疲软的大环境,他觉得“似乎每个人都不敢花钱,周围基本看不到什么冲动型消费,城市中核心消费人群越来越少,像做我这种生意的,主流客户都是年轻人,可你看,这个城市那里还有年轻人啊?”

  我问他,你觉得东北的经济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

  他长叹了一口气,骂了一句:我看就这逼样了,10年之内没戏。

  (二)

  当我暗恋的女神都已经换了七茬,东北的经济却依然没有起色。东三省越来越像个前朝贵族,聊以慰藉的只能是曾经过往的辉煌与殷实,而在现实的窘境里却渐渐沦为了共和国的备胎,使劲浑身解数,却只能换来女神的一句:呵呵,我去洗澡了。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东北的经济陷入了疲软。最近这几年,从《华尔街日报》到《经济学人》再到英国的《金融时报》,资本主义媒体写了一篇又一篇的关于中国东北经济萎靡的观察评论文章,为远在千里之外的黑土地操碎了心。最近的一篇来自于《纽约时报》,他们将视角对准了挣扎在东北的底层民众,文章的标题是:中国东北工人在绝境中寻找希望。

  我们根本不用深入东北调研,光是报表上冷冰冰的数字就足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从宏观层面来看,2015年,东三省的GDP增速在全国垫底,辽黑吉三省分别是全国倒数第一、第三和第四,更严重的是,坏消息并没有转好的迹象:在2016年第一季度中,辽宁省GDP出现负增长,这不仅是全国唯一,也堪称辽宁本省的史无前例,继续稳坐全国倒数第一的“老虎凳”。

  你说,就像是平均工资一样,光看GDP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也不能代表东北经济就真的不好,我怎么看见满大街都是穿貂儿的人?

  要我说,你别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咱们的套路从来都是努力地用在面子上,如今连面子上最重要的数据,关系到乌纱帽的GDP都找补不上了,真实的经济现状还不一定多惨淡呢,尤其是对于广大的私营企业而言。

  连被誉为东北之星的大连,2015年GDP增长只有可怜的3.8%。人民的钱袋子干瘪了,地方政府也不好过,毕竟,政府并不创造财富,东三省数以百万的公务员都需要纳税人来养活。

  低迷的经济让地方政府实在地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以本溪为例,2014年本溪市财政收入为140亿元,到了2015年,财政收入仅为54亿,用媒体所形容的“断崖式暴跌”这个词毫不过分,暴跌高达59%。可以说,如果不靠中央的输血,这个城市的财政已然完全瘫痪了,因为这点钱,恐怕连给本溪市公务员发工资都不够。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东北经济的断崖式下跌之所以令人心痛,是因为东三省曾经是那么富饶和傲娇。共和国建国初期,东北是当之无愧的“鸡头”,傲然于东半球的雄鸡版图之上:拿工业产值来说话,在1945年,也就是日本投降那一年,东三省在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占比高达85%,这个数据还是把台湾加进去的(台湾占10%),剩下的什么北上广深南京重庆,在东北面前都是一群渣渣,因为除了东北和台湾,整个中国的所有其他剩余地方的工业产值加起来也只有可怜的5%,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东北劝圣上要雨露均沾,可圣上他就是偏偏不听的概念呀。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就是当年东北的真实写照,那时,东北是毫无争议的亚洲中心,工业规模雄踞亚洲第一。当北京人还习惯于拎着夜壶早起倒尿的年代,长春已经是全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的城市了,不仅如此,长春还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管道煤气,第一个实现主干道电线入地的城市,以至于当年毛泽东一度想将首都定在长春。

  得东北者得天下,解放前的东北就是如此的富饶和性感。从当年傲娇的“共和国长子”到如今东三省经济全面滑落沦为“弃子”,东北经济的萎靡实在令人唏嘘。

  (三)

  所以,请问,到底是那个瘪犊子让东北经济懵了圈呢?

  十多年前,在国家刚刚提出宏伟的“振兴东北”计划的时候,有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一个游子对东北的反思:振兴东北先震东北人》,这篇文章让很多东北人心里不舒服,在文章下面破口大骂。然而文章的的确确是一个东北人写的,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文章中这名东北人将自己的父老乡亲着实损的够呛,在他的笔下:东北人好面子,爱攀比,喜欢拉关系,不讲诚信,不守规则,懒惰吹牛,东北实在是一个没有熟人就办不成事儿的一个地盘。

  我不想给任何一个群体按上一个标签。坦白讲,我不相信东北人全都有上面那些臭毛病。但从另一个层面而言,东北人浮于事的情况的确比其他地区严重。

  无论是上学、就医、就业还是办企业,大家想的不是怎么提升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下意识的反应都是“找人”,有关系就有一切,没关系就寸步难行。这不是我信口胡诌,也不是我听了几个朋友的抱怨就在这里以偏概全,我们依然拿数据说话:

  根据社科院的数据统计,在东北开办企业所需要的程序是全国最繁琐和漫长的,拿登记物权的流程来讲,上海只需要4个步骤即可,而东北步骤最少的城市是沈阳,需要多少步呢?12个步骤,也就是说东北最快的城市也比上海慢了整整3倍!在东北你打一个商业纠纷的官司,平均需要363天,差两天刚好一年哦亲!

  办事效率和行政效率如此之低,国企当然习惯了,但效率是民企的生命,有那个企业受得了一个破证件要翻来覆去的办一个月乃至更久呢?

  东北恶劣的营商环境还表现在中小微企业获得资本扶持的难度:

  根据《中国股权投资市场2015全年回顾与展望》,在天使投资市场已披露的投资案例中,东北地区共获得4起投资,投资金额加起来仅为700万人民币。这点钱还不如北京随便一个卖肉夹馍或煎饼果子的创业团队获得的A轮融资多,从这个层面而言,东北已然被“天使”抛弃。

  这事儿其实非常严重,我个人觉得比东北暂时性的GDP下滑还严重,因为天使投资对东北的“爱答不理”,显示了在资本层面对东北的未来没有信心,而对于经济而言,信心往往比黄金还重要!这是资本层对东北信心的寒冬,也就是资本已经认定东北不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了。

  即便有很多人“酒杯端起称兄道弟,酒醒之后去你妈的”,但在东北,大家依然喜欢拉关系,走后门,因为很多事情“没人你就办不了”。

  造成行政效率慢,营商环境差以及全民爱拉关系的思维方式,其实通通属于计划经济和国企思维下的遗毒。东北人在计划经济和国企思维的笼罩下,生活的过久了。国企、央企等公有制经济沿用的是典型的用官僚等级制度,这种制度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就会令民众产生崇拜权利且懒惰的德行,而且瞧不起个体户等私营经济体,总觉得那“不是正经工作”。

  (四)

  除了东北,东北人无处不在。人才外流似乎是东北经济发展最严重的掣肘之一,然而这只是表象而已。在黑龙江省三亚市的揶揄背后,我们更应该探究的是,东北人为何一门心思的往外跑?

  事实上,就像当年全国人都往东北涌造就“闯关东”的盛况一样,决定人才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发展,如果家乡能赚到钱,没有人愿意抛家弃子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谋生存。

  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东三省累计人口流出超过400万,而且重要的是这400万都是鲜活的年轻人。一方面是年轻人的大量出走,一方面是出生率的继续低迷,东北的人口结构正加速老龄化,东北已经“未富先老”。

  实际上,人才外流的深层原因是东北的经济结构实在太单一了,单一到所有东北人至今还陷在“计划经济”中吃国企大锅饭的时代。数一数东北有多少国企吧,而这种国有体制对私营经济的活力挤占是强大而粗暴的,可以这么说,东北的年轻人如果不设法找人去某一个国企工作,简直就找不到“好工作”。

  计划经济无疑会扭曲资源配置,市场经济的道理是:市场才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的手段。显然,如今的东北依然靠的是僵化保守的国企范儿——而国企简直就是低效、腐败和亏损的代名词。

  2003年前后,“振兴东北”的计划提出来,国家投入万亿级别的巨额资金豪掷东三省,当然依然是无私地给了自己的“亲儿子”国企央企们,本来奄奄一息的国企们,靠着国家的输血又开始了胡吃海塞,领导们一个个都脑满肠肥,但企业却继续连年亏损。毕竟,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光靠输血是活不下去的。

  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都面临着压力,中央有心无力,再也拿不出来当年那种规模的资金来添补东三省的“窟窿”了,失去输血的东北经济,2015年一下子“断崖”了。

  长久以来公有制经济为主的东北,形成了计划经济的遗毒:体制僵化、国有企业吸血、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东北当然也意识到了,然而东北的国企改革,起步晚,质量低,效果差,改来改去,不仅没回归到市场经济,反而一堆国企合并到央企里面,越改越看不清出路。

  我不太同意《振兴东北先振兴东北人》那篇文章的观点,人性固然多变,也有懒惰的一面,东北的懒人不比别处更少,但也不比别处更多,而同样,人性都是逐利的。

  不是东北人爱拉关系好高骛远,而是在东北的地界往往没人你就真的办不成事儿;不是东北人假义气不讲诚信,而是计划经济造就的官僚化体制只认权利不鸟产权和契约精神,你产品质量再牛逼,没人的话还是进不了国企采购的名单;不是东北人懒惰,而是都在国企中,大家干多干少都一样,毕竟劳动模范奖章又不能当饭吃;不是东北人不热爱自己的家乡,而是家乡除了国企和公务员,实在没什么工作岗位,在东北,进不了国企简直就等同于失业,狗屁专家天天呼吁那些家里没关系没后门的大学毕业生留在东北,你让他们留在东北干什么?都他妈去做直播去吗?

  所以,从曾经的亚洲中心到如今的全国倒数,你现在知道,是谁造就了东北经济如此不堪的局面了吗?

  涂脂抹粉做表面文章救不了东北,现在东北需要刮骨疗毒的勇气。如何振兴东北,网易曾经做过一个很好的专题,不如我就用这个专题的名字结尾吧:

  《救10000个国企也救不了东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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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吴菊生

  过去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左翼政党(民主党)上台执政的时间远超右翼的共和党。有一种看法把此种现象归结为媒体掌握在了左翼手里,导致社会左翼思潮蓬勃带来的政治结果。这种看法其实是浮浅和片面的。

  在西方的民主体制下,按照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分野,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是左派占上风的历史。西方的所谓左右区别,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就在于左派侧重于追求公平(分蛋糕),右派侧重于追求效率(做蛋糕),由此带来一系列不同的政策主张。左右两派在民主政治的根本体制上并无矛盾和冲突。为什么这一百多年来左派政党占据了上风?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才是最终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力量。正因为技术的进步,造成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社会财富增长有了一个飞跃,使得分配公平有了切实可行的物质条件,这才奠定了左派力量的崛起,并占据了百年进步的上风。左派也是趁势而为,没有技术进步就没有左派活动的空间。政治的最终目标是维护社会稳定,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定会有代表弱势群体的左派出来,提出进步的惠及更多普通劳动者的社会理念并推动社会的进步。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右派起的作用相对被动,也就是当左派走的过激过快,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时,出来起一个牵制和修正的作用。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里根,就是在面对经济滞胀,社会福利难以持续的情况下对政策作出一系列的调整,从而保证了美国社会的可持续运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也是一个同样的角色。在人类文明近一二百年的历史上,左派相较右派,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居于主导地位,这也正好解释了美国这一百年来民主党居于相对强势地位的历史事实。就拿今天的共和党的很多政策主张来说,放在百年前的美国,也十足是一种左派宣言。百年来的美国史实际上是一个日益左倾的历史,其背后的真正主宰是技术进步!随着技术的更进一步的发展,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可以预言,21世纪的西方,仍将是左派占上风的世纪。若说“上帝偏好左派”,这也确实是一个事实,且符合圣经的教导。

  我们国家有一种集体迷思,或许也是执政当局的怂恿和鼓励,认为“民主不能当饭吃”。其鼓吹者还别有用心地举了很多例子,比如中东,比如拉美,比如东南亚。这种迷思其实是很不对的。民主是一种政治关系和社会体制,它确实不能直接带来社会福利的提高(社会福利的提高根本在于技术进步)。但民主的体制使得社会的各种利益团体能在一种政治框架下和平博弈,从而避免了社会的大幅震荡(如中国历史上的周期循环,不断归零),由此也避免了社会福利的大幅减损。民主体制还保障了社会的自由,从而使得创新力量蓬勃生长,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同时,民主体制的存在,使得全社会成员能得到相对公平的待遇,客观上促进了社会消费,带动了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瓶颈期,大概率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缺少民主体制和相互制约,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缺乏消费能力,从而也不可能带来或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民主的发达国家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3-0.4,而现阶段的中国少说也在0.6以上,如同当年的拉美。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它的实质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落入此一陷阱是确定无疑的,无论你如何编造数据,也只能骗人骗己于一时。

  西方的左右派在现阶段的中国并无明确的对照物。在中国,一般意义上的右派其实正是西方的左派。比如提倡教育平权的XU,还有为弱势群体主张权益的一些团体和个人,再有为言论自由伸张正义的一些律师,他们的真实面目是左派。在社会普通民众眼里,他们却成了右派,左派似乎是由官方垄断了,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势力成了左派,实在是大谬不然!现阶段的中国从极端两极分化的角度看,其实是一种极右的制度安排,很多朋友在这一点上认识糊涂。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提醒,由于我们国家历史上深受左翼极端思潮和势力的影响和统治,使得现阶段有良知的社会知识分子无不痛恨“左翼”,一不小心就走过了头,走向了盲目批“左”的极端,不分青红皂白,见“左”就先批上一通,有的人甚至到了极右的边缘。须知,从极左到极右距离很近,斯大林跟希特勒仅一步之遥,我们要警惕!

  (2016.4.13写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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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童大焕

  2016年6月底,天津和大连这两座北方港口城市的命运遭到重大打击:中国远洋和中国海运两大央企航运巨头重组后的公司“中海运”将货柜、油运业务的总部落户到了上海,散货业务的总部落户到了广州。而在散货业务和油运业务上相对具有优势的天津和大连,却错失了机会。这意味着,长江以北已经没有一级航运巨头!

  这个重大转折,进一步验证了我和风格纯粹2015年底关于中国都市圈发展趋势分析——“云端对话”的一个重要前瞻性判断:城市愈来愈集聚,整个中国北方地区,无可避免的陷入衰退,只剩下傲然的帝都。

  在全球范围内,海运都具有无可替代的货运优势(高铁只运输人)。所以超级大都市都临海。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货物的全球性流通越频繁,超级大都市越向沿海集聚。鉴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北京不临海)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原因(集聚全国能量于首都),北京在华北大地一枝独秀,它辐射全国,却不可能辐射周边,因为周边不具备和北京匹配的交易资源和能量。因此,它未来的结果一定是愈来愈吸附周边的人才、能量和资源,进而向全国乃至全球辐射能量。因此摊大饼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或一体化)”绝无可能。这也就是我们一再警告“环大都市鬼城圈”的原因。连天津都要不可避免地衰退,你还想用传统的工业化路径带动环北京的发展?这样的中国梦,不啻于白日梦。并且,也如我们多次强调过的,即使未来的北京周边,仍能有高端制造业的增长,那也是无就业增长,因为人工智能将迅速改变制造业的劳工密集传统,变成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现有的一些劳工密集制造业城市,则无可避免地要像过去资源型城市一样,人口迅速减少——哪怕制造业的GDP仍在不断升高。工业带动城市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海运是城市兴衰最直观的晴雨表。长江以北已无一级航运巨头,直接宣告北方港口城市加速衰退,而对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则是巨大利好。中国城市格局正经历一番深度洗牌。

  大型航运公司搬走,根本原因还是货物环节出了问题。

  来自天津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1月至2016年5月,天津港口货物吞吐量和港口活跃度,整体处在低谷。业内人士认为,此前占天津航运份额较大的钢铁、煤炭等重工业的原料和产品呈现的大幅下降对航运业有必然的影响;而轻工业相对发达的珠三角明显更具有吸引力。

  大连曾是东北经济的佼佼者,大连港依托大连,辐射东北。如今的大连经济报告,满屏的下滑字样。2010至2015年,大连对外贸易几近停滞,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或高新技术品的进出口额均是全线下滑。

  大连的低端工业成了经济的拖累,占GDP 46.31%的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了10.6%。大连的工业仍过度依赖煤炭等传统重工业,高附加值的工业鲜有出现,仅有的几个仍处于上涨阶段的品类和高附加值、高科技相关性并不大。这就是大连经济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

  一座城市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两大因素:一是自身的创新和积聚能力,二是历史形成的集聚。前者尤为关键。在尊重地缘经济的前提下,自身的发展能量极其重要。很多人以为只要国家集中力量了,一座城市就一定能发展。这是个极大的误会。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全国范围内的转移支付,都只是在延缓衰退,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繁荣。甚至,在衰退的背景下,已经建好的优质港口也将渐渐荒废。曹妃甸港是如此,天津港、大连港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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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上发表演讲,妄称“哪怕美国全部10个航母战斗群都开进南海,也吓不倒中国人”,并对海牙国际仲裁法院即将发表裁决冷嘲热讽:“听说仲裁结果很快就会出来了,出来就出来吧,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一张废纸!”

  戴秉国曾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外办主任、中联部部长等要职,在胡锦涛时代扮演着类似“国家安全顾问”的角色,是中美、中日、中俄、中印战略对话的前台人物。他向来被视为外交系统中较为理性和温和的人物,这一次却像中了魔咒一样,尽显“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英雄本色”。

  最近一段时期,仅在外交领域,发癫狂的就不单单是戴秉国:早先,中国外长王毅就在加拿大斥骂问及中国人权议题的女记者,已经引发举世哗然。戴秉国、王毅不可能在重要的外交场合表达“个人意见”,他们时而温和,时而强硬,并非他们本人是“变色龙”,而是他们服侍的主子的性格和立场有了变化。当年的主子胡锦涛韬光养晦,他们也就亦步亦趋;如今的新主人习近平四面出击、好勇斗狠,戴秉国和王毅就要往习近平的话语风格和思维方式靠拢,如此才能保住饭碗,不至于成为反腐运动的牺牲品。

  中国自清末起接受近代的国际法。1864年,在美国驻华公使华若翰、蒲安臣和总理衙门官员崇厚的支持下,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将美国法学家亨利·惠顿写的《万国公法》(即《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翻译成中文,由京师崇实馆刊行。此后,中国逐渐放弃了唯我独尊的天朝观念,开始按照国际法的原则跟外国打交道。

  而此书对日本的影响更大。《万国公法》中文译本流传到日本后,开成所(江户幕府开设的洋学研究机构)将其翻刻,并迅速译为日文出版。明治政府设计国家体制时,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此书。

  可悲的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身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仍然不知道如何处理国际事务。不管你的武力有多么强大,惟有服从国际法,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戴秉国以“一张废纸”的比喻羞辱海牙国际仲裁法院的裁决,羞辱的其实是他本人和他所代表的中国政府:他虽然西装革履、英文流畅,但骨子里仍是一个信奉“真理属于拳头”的野蛮人;他代表的中国政府虽然财大气粗、梦想连翩,但从来就是一个只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野蛮国家。

  戴秉国话音刚落,北京的《环球时报》立即发表杀气腾腾的社论,语带威胁地说:“中国亟须加速有战略威慑力的军事能力建设。我们不可能短时间内达到与美国比肩的军力水准,但是在南海地区构建让美国实施军事干预可能面临不可承受损失的实力规模,却应当做得到。”东方的纳粹帝国已经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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